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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水埗
深水埗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面,是一個以住宅為主的地區,舊式唐樓、公共屋邨、居屋及私人屋苑林立。在英國管治初期,區內居民一般以務農、捕魚及航運維生。後來因政府決定開發油尖旺區作商業發展,位於其附近的深水埗區亦開始發展起來,成為九龍半島的一個工業重地,設置多間製衣、五金等工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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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代偷渡潮期間,中國居民由內地逃至香港落地生根,令香港人口急速膨脹,當中深水埗區成為全港人口最密集的一區。不少人選擇在深水埗區建立家園,一間又一間的木屋,形成寮屋區,引致衛生、治安及火災等問題。1953年的聖誕,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,幾萬人無家可歸。有見及此,政府終開始著手處理寮屋問題,隨即興建第一個公共屋邨,即石硤尾邨,當中包括現改建成青年旅舍的美荷樓。今天的深水埗,仍被視為全港最貧窮、治安最惡劣之地,但區內晚上不時出現的墟市、屹立多年的舊式老店等,卻也是最地道的香港,濃厚的人情味無可取替。
深水埗人深水埗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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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圓滿的幸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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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灼卿(86歲)
18歲來港,灼卿在工廠打工,最深刻是做穿珠手袋,全人手逐粒彩珠串成,大概四至五天才完成一個,把薪金寄回鄉的一刻,感覺很自豪。23歲時,經相親嫁到石硤尾,夫家在石硤尾大街經營冰室兼賣生雪。婚後夫妻恩愛,灼卿每日坐鎮收銀櫃,協助丈夫打理生意,奈何連生五個女兒,令婆婆不高興。那時的她,只能讓肚皮連年接力,最後竟養育了九名子女!徙置區的120呎斗室擠住夫妻倆加九個小孩。
老闆娘不易為。一場大火,令石硤尾木屋區全面清拆,亦為灼卿帶來新的衝擊——為了生計,與夫轉開魚檔,曾細細穿珠的纖纖巧手轉而提起鋒利魚力,挺着七八個月肚子跟魚販學劏魚,忌諱如孕婦不宜沾寒濕、睡地板等,統統不理,咬緊牙關,一一跨過所有難關。豈料47歲那年,難關再臨,丈夫猝逝,灼卿只好獨力扛起一家。
千帆過盡,現在子女都各自成家,兒孫滿堂,親密融洽。老闆娘見證了石硤尾的起落變遷,活出了基層一代的堅毅精神——不管順流逆流,從未卻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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毅行人生 華麗轉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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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慶禧(69歲)
從沒住過深水埗,卻結緣大半生。
1958年,慶禧七歲隨母來港,由於母親早出晚歸,慶禧經常獨個兒兩條腿,由九龍城家一直行到荔園,「沒錢入場玩,睇吓都開心!」逛一圈後折返上學,時間剛好。
但在深水埗區最難忘的回憶,還是1969年重返深水埗做第一份正式的長工之時。那一年,他當上長沙灣屠房的屠房雜工,大除夕才第一天上班,只工作半天,卻能支一天半的工資,滿心歡喜的去,筋疲力竭的回。他做的是體力工作,負責搬運豬屍到茘枝角焚化爐處理;當天那股縈繞鼻腔的腐肉氣味,畢生難忘。
那時候剛成家,最緊張出糧日。每次糧頭列陣——糴米、奶粉食糧一字排在架上。自己每天只可用五毫,除去車費,午餐只吃三毫一碗的狗仔粉。四年後,慶禧終憑自修考上科文的職級,轉往另一部門,晉身白領階層,期間亦不懈進修,於樹仁學院完成大專學業,讓他成功當上管理層,華麗轉身。他總覺得自己的內心年齡不到40歲,依然精力充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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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齡少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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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者香(81歲)
香姐那輩人,隨鄉例稱父為叔,稱母為嬸。
五十年代末隨父母來港,在深水埗窩仔村搭木屋居住。小姑娘跟父親在深水埗北河街、北河戲院、嘉頓總店後草地擺賣花生糖,人稱「花生妹」,雖目不識丁卻機伶聰敏,入夜後專向情侶大聲叫賣,別人賣一毫她賣兩毫,反而更快賣光,讓她提早回家吃飯去。六十年代,17歲的她考入有名的南海紗廠做養成工,期間目睹九龍暴動的隊伍,迫令全廠工人停工,猶幸安然無恙。培訓後專職「織紗」、「駁紗」,一做五年,手藝純熟。
1953年聖誕夜既不平安更不快樂。整個石硤尾木屋區六條村付之一炬,五萬八千多人無家可歸,事由一盞火水燈意外燒着棉被引起……那夜原在紗廠留宿的香姐,幸得當時舍監陳女士主動資助五元應急。那時月薪不過十多元,這猶如一場及時雨──回想起仍感激不已。香姐當時在災場尋親不果,幸自鄰里口中得知家人下落,終在大南街重逢。1954年,一家八口終獲安置到政府在原址興建的臨時房屋──簡陋的包寧平房。婚後住在石硤尾邨,靠縫手襪、織毛衣等家庭手工業,幫補家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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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有條草,有點露。任何困難總會有出路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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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者香(81歲)(續)
六七暴動,香姐的丈夫失業,百業蕭條,單靠微薄的織毛衣工錢,帶着三個兒子生活艱難。唯有牢記父訓咬緊牙關:「有條草,有點露。任何困難總會有出路。」幸得雜貨店老闆施出援手,讓她寄帳渡過難關。那疊累積逾寸厚的糧油帳單也從邊上發黃……隨後經年按月逐步清還。至今銘記仗義相扶的羅老闆,還有隔壁木屐店陸老闆的一句話:「阿香,信得過!」大半生在深水埗石硤尾,一家由木屋住上徙置大廈,沒有大富貴,只有同舟共濟。香姐一家1978年搬到石硤尾另一座的頂樓,非常酷熱。雖然已安裝冷氣,但為省電費,一家大小只在盛暑天晚飯時和入睡前才捨得開冷氣。當時她轉做手錶配件的手作,家庭經濟改善,可以月供一部「21寸藍寶彩色電視機」,一家樂也融融。
經歷了艱苦歲月後,香姐那水靈慧黠的眼睛裏,彷彿仍藏着一顆17歲少女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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